與文化連結的N種方式

我的暨大原青筆記
與文化連結的N種方式
2022.12.20 原住民、原專班、環境教育、技藝
作者：邱韻芳

2009年，為了引當時暨南大學校內為數甚少的原住民學生現身，我和第一屆原民中心助理Ciwas舉辦了暨大首次原民週，因緣際會激發原青社的成立並成為社團指導老師，開始與原住民大學生有了近距離的接觸與互動；2014年，在已有革命情感的原青社協助下，我接下暨大原住民學士專班（簡稱原專班）主任一職，從此原住民青年成為最常佔據我腦海的課題與日常生活中最首要的關注。

我的原住民學生成長在一個強調多元文化且將原民文化視為台灣「本土特色」的政治正確氛圍中，身旁三不五時就有人提醒需瞭解進而傳承原民文化的重要性。然而，這一代原青所面對另一個更貼近的現實卻是，在他們出生之前，長達三、四十年的「山地平地化」或更明確的說是「同化」的政策走向，對台灣原住民社會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文化流失與斷層。因此，原本應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存續的母體文化，對許多原住民青年來說，卻變成了需要重新去理解、認識和學習的「異文化」，以致於在擔心自己「不夠」或「不合格」的魔咒下，成為他們沉重的心理壓力（參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21）。

而對於身為原專班老師的我來說，如何協助學生親近、學習文化也一直是個巨大的課題。儘管這些年來很努力地將原民文化嵌入到各種課程、演講，和活動之中，但我希望我的原住民學生想要學習文化是源於自身的動力和渴望，而非為了滿足他人（包括我），以及大社會認為原住民應該如何的期待。在現今環境中要好好地深入學習原民文化真的很難，只有當文化學習的動力是源於自身時，力道才會足夠強大，能夠像玩遊戲闖關打怪一樣，挑戰重重阻礙。而我之所以有如此的體認，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之前好幾篇芭樂人類學文章裡已經提過，但仍然覺得說不夠的有關「暨大原保地」的故事。




上個月暨大原青社於原保地舉辦「意思意思生活節」時所架設的入口意象
暨大原專班成立之後，我和身邊的夥伴們在校園裡逐步建置了一個被學生命名為「原住民保留地」（簡稱「暨大原保地」）的環境教育場域。從104年2月種植小米開始，而後陸續請到不同部落的族人前來指導和搭建賽德克族穀倉、泰雅族家屋，以及排灣族石板屋，如今這裡已成為暨大原住民學生及組織自主文化實踐和辦理文化活動最重要的一個場域。然而在一開始的幾年，暨大原保地並非像現在如此地生機盎然，學生只會在相關課程進行時來，直到漢笙的出現，才逐漸讓這裡有了不同的溫度。

漢笙是原專班第三屆的排灣族學生，高中念機械科，課餘會跟著爸爸一起去做裝潢的他，有著一雙巧手，但因國小時家裡就搬到屏東市，在外唸書、長大的他對部落和山裡的種種並不熟悉，來到暨大後才透過課程、活動，漸漸接觸、想像所謂的「文化」。大二上時，屏東地磨兒部落的排灣族工班來到暨大蓋石板屋，引發了他想要瞭解自身族群文化的渴望，主動回部落向長輩探詢有關石板屋的知識，因此成為首位原保地志工兼導覽員。更關鍵的改變發生在2019年升大四那個暑假，漢笙選擇了到台東卑南族的建和部落實習，得到在地青年會接納的他，跟著夥伴和部落長輩走進山林打獵、操刀分解獵物，學著拉藤、採藤，削藤，並且在開學之後，把這些和山林有關的知識和技藝帶回了暨大。

此後，漢笙待在原保地的時間越來越長，帶來的各種工具越來越多，除了導覽外也負責原保地日常的環境與建築之維護，更重要的是，因為有他在此常駐且不時工作的身影，慢慢地感染了越來越多原專班學生走進原保地，在此逗留、生火、聚會、唱歌、削藤、做刀柄和菸斗，彷若部落般的氛圍讓學生可以很自然地在此展現於他處學到的文化技藝，互相交流與切磋，增強大家「作」文化的能力，也相互溝通有關文化的夢想。

2020年暑假，漢笙和一位賽德克族的學弟浩文，未倚賴部落族人的指導或協助，用倆人所理解、想像的「傳統」工法，聯手建造出一座獨一無二的涼亭（參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50）。蓋完涼亭的隔年暑假，他倆又和兩位大一的鄒族學弟Mo’o和Tibu合力蓋了一棟參照賽德克傳統家屋工法的儲藏室。

儲藏室完工之際，也是當時大五的漢笙終於畢業即將告別暨大的時刻。只剩下兩個多星期就要離開學校的他，還是一樣每天去到原保地，停不下手地做東做西的。某個晚上，我到原保地看見儲藏室門口放了一塊很大的沾著泥污的鐵片，好奇地問是要做什麼用。漢笙說這是在學校裡撿到的廢棄物，打算用來製作原保地廚房旁的水槽。我不可置信地看著他，然後在接下來三個多小時裡親眼見證了那塊廢棄鐵片在他手中神奇地變身為水槽的完整歷程。


2021年夏天，漢笙和三位學弟（浩文、Mo’o、Tibu）一起搭建的儲藏室

2021年夏天，漢笙將廢棄鐵片神奇變身為水槽的過程
幾天之後的一個下午，我正想要前往原保地看看時，收到原專班申請下一學年度教育部計畫的審查回覆，其中一位評審委員問，是否有要求或鼓勵原專觀光文創組學生運用課堂上所學到的設計技巧，將文化轉化成商品去參加比賽。我的回應是，有相關訊息都會轉貼公告，但目前尚無學生參加，主要原因是暨大沒有設計相關科系，原專班連我在內的五位專任（案）老師也無人專業是設計，因此只能請到一位兼任老師提供最基礎的設計課程，離發展成文化商品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回覆完審查意見後，我懷抱著有些複雜的愧疚情緒，驅車來到暨大原保地，看見漢笙在他的工作台前忙東忙西。「又在做什麼呢？」我問。他告訴我正在做兩把小刀做為紀念禮物，打算送給這一年來最常跟著他在原保地一起晃蕩、工作的鄒族學弟Mo’o和Tibu。當時他已經磨好了刀刃，削好了刀柄，正在試著用啤酒瓶蓋作為刀身與刀柄之間連結的介面。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工作台上正在發生的一切，好奇地問：「那個刀身是哪來的呢？」漢笙回答，是從他平常使用的木頭截斷器所汰換之齒輪片裁剪下來，然後再慢慢磨成他要的樣子，刀柄的木頭和藤來自後山，刀的皮套則是用原專兼任設計老師給的皮雕課剩下皮料去裁剪和縫製。我看著眼前專注地做刀的漢笙，想起這兩、三年來他自己一人或是和幾位學弟一起，像變魔術般一直在原保地變出種種讓我驚艷的作品，除了涼亭、儲藏室，以及撿來的廢鐵片所作成的水槽，他還用圖書館不要的過期展版作為屋頂，在竹屋後方搭出延伸可遮雨、煮食的工寮。想著想著，突然間，我原本因評審提問而有些沮喪的心不只豁然開朗，甚至充滿欣喜。

我的學生能夠如此有自主能量和創意地融合在校內、外的各種看見和學習，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技藝，製作各式各樣、獨一無二的日常設備和文化器具，這是多麼珍貴甚至該感到驕傲的事，為什麼我要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技能把文化轉化成所謂的「文創商品」而懊惱呢？


漢笙用手邊可得的材料，親手製作的兩把小刀

漢笙用廢棄展版作屋頂搭出的工寮，以及工寮牆上日常的「文化陳列」。
我並非覺得文化不能應用在商品的製作或發展成商業行為，只是眼前漢笙製作那兩把都是獨一無二的小刀讓我突然體會到，文化作為「商用」和作為「自用」，是兩種很不一樣的選擇。因為漢笙在原保地所作的都是自己要用的器具或是送給兄弟的禮物，不需計算時間和經濟成本，也不需擔心符不符合市場的需求，因此他可以非常純粹、專注地依自己的喜好結合對文化的理解和想像，不在乎花多少時間地全身心投入，創造出他當下所能做出最滿意的作品，而文化的技藝就在這樣的過程中越磨越純熟。

如果學生對於文創有興趣，我非常鼓勵他們往這條路發展，也期待他們能透過設計，創作出具有原民文化意涵的商品。然而，當越來越多的計畫、課程，和比賽，都傾向於把學生導向將文化應用在文創產品或產業上，並以此衡量其能力及決定是否投入資源支持時，是不是反而限制了學生對於自身能夠如何和文化連結的想像和能動性？會不會在這些朝向商業和產業的運用中，文化逐漸變成了手段而非目的，而終究必須要以市場價值為依歸？如果有學生想要把這些文化技藝更自然、更有力地嵌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幫助他們能更專注於此，而非要求他們符合主流社會對於文化應用的想像與期待？。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這本反思科層現象的書中，指出了「玩樂」和「遊戲」的差別--前者是不拘形式的創意，但後者意味著規則。我在長期陪伴學生流連在暨大原保地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出兩者的重要差異，對於漢笙和其他喜歡在這兒自在「作」文化的學生來說，與文化相關的課程、計畫都是由他人設定了規則，有著特定時空限制的「遊戲」，而位於學校邊緣雜樹林旁的原保地，加上學校廣大的後山，卻是擁有類似部落文化氛圍，適合他們自由採集、尋寶的大型「玩樂場」，也是校園裡極少數得以拒絕被績效控管的另類異質空間。

正因為親身在這個「異質空間」裡感受到漢笙，以及從他開始逐漸展開的學生與學生，以及學生與環境之間的連結所凝聚、萌發的巨大能量，我因此突破各種難關，堅持要讓他們能夠在這個場域裡生火和日常聚會，希望藉此讓暨大原保地有著如部落或家的氛圍，而非把它當作像九族文化村般，只是用來導覽和辦活動的設施。而學生們也不負期望，或說超乎我期待地，把暨大原保地從一個被觀看的「地景」，逐漸轉化成一個有意義的「地方」（place），在這裡，我見證了學生自由生長、不受規則侷限的各種想像力和創造力展現，也體會到了非常不同於課堂的時間流逝感。

漢笙畢業之後，原保地沉寂了一陣子，但曾經灑下的火種並未熄滅。已經大三的兩位鄒族學生Mo’o和Tibu在這一學期接下原保地志工團的總召和副總召，越來越有大將之風的他們讓初到或不熟悉原保地環境的人可以有所諮詢或倚靠。除了志工團的身影之外，暨大的原青社、族群學生會也各自在這裡舉辦別具特色的文化活動，還有那些想要動手「作」文化的學生，獨自或結伴來到這兒，削藤、做弓箭、打鐵、做刀，這種種景象讓依舊無事愛來原保地晃蕩的我常常有意料之外的驚喜。


原保地志工團總召Mo’o在工寮後方空地教學弟妹們削串肉的竹籤。

兩位原專大四的學生家葆和子熙在原保地的石板屋裡削藤
儘管我很愛學生在暨大原保地加上後山這個大「玩樂場」裡，透過玩耍、自我摸索和練習，以及相互交流、協力所展現的種種文化實踐，但就像我不贊成用「族語」能力作為衡量原住民的尺標一樣，能不能學會這些所謂的「傳統」文化技藝，例如織布、打獵、藤編、傳統建築、做刀，也不該成為另一種評斷標準。甚至，我認為不該有任何標準去論斷原住民青年，因為族群也只是他們身上眾多標籤的其中之一，人生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的追求和選擇。

然而，如果原住民青年對於文化有所渴求，我期待的是他們可以試著從原住民文化裡找到一個與自己興趣或專長相關的項目，專注地投入其中，讓生命真正的和它產生關聯，只要這個立基點扎的夠深，就會漸漸長出力量去做更大的延伸和連結。就像以電影《哈勇家》獲得金馬獎的陳潔瑤導演在頒獎典禮上所說的：

「我是一個泰雅族的導演，在我們以前的文化裡，成年的女性應該要會織布，可是我不會織布。可是我覺得很幸運的是，在這個當代，我可以用電影來講我的故事，我就用電影代替編織。所以我想跟不管是泰雅族的小孩，還是原住民的孩子說，在這個當代，你們會有很多的機會，你可以用現代的方式，去延續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價值。」

真心期待文化能夠成為讓當代原住民青年閃閃發光的力量，而不是壓在心頭的沉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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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芳 我的暨大原青筆記：與文化連結的N種方式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72)